生育与否绝对是每位女性的一个人选择。但我想呈现的，是这一个出现在“婴儿暂存箱”的弃婴，到片末时已有一一个新创造的匣子去保护他，这一个匣子以社会的形式存在，当中却有些人做过坏事，有人会可以近距离保护他、照料他，亦有些未能留下的，会遥距地看管着他。重要的是这一个无形的匣子在保护着这一个婴孩。我认为视频能够走到这一个结局便很美妙。至于刑警秀珍片首的说话：“若你打算弃养孩子，当初便不应将他诞下来。”我想看看这结局能否改变她，以至观众的看法。

日本唯一的“婴儿暂存箱”在熊本县，启用了大概十五年，位处于一所医院内。他们的成立是因为当时没有制度去帮助未婚怀孕的年轻妈妈，她们不会告诉父母，暗地里诞下胎儿，当然亦没办法养育他，因此唯有弃养。“婴儿暂存箱”就是为了帮助这些隐姓埋名的母亲及婴儿，尽管现在仍存在合法性的争议。

我自己有一套看法的，但当我在韩国做数据搜集时，有人认为这制度会鼓励女性弃养婴儿。可是“婴儿暂存箱”的负责人却乐见那些母亲将弃养的婴儿交托他们，因这样便救回了小生命。他们没有批判别人的做法。在日本，同样有人批评“婴儿暂存箱”会鼓励女性弃养婴儿，我想利用这一个批评来开始这部电影，让刑警说出那严厉的话。但这种批评漠视了很多现实的状况，包括父亲的责任，还有社会的责任。故事发展下去，我想那些批判声音逐渐了解其他因素，以及开始为婴儿着想，为他们的未来着想。我希望角色与观众同样经历这转变。

我有很多电影也源自我的家庭背景。相信我的第一部伦理电影该是《无人知晓》（Nobody Knows）。我认为这些社会矛盾在我们处理孩童及女性问题时经常出现，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社会，有不少人总是在社会构架以及福利制度的夹缝中生存，他们消失于制度及社会中，而这些人物特别令我感兴趣，我很喜欢刻划他们，有时他们会走在一起，组成类似家庭的组群，但这不是我特意去做的，只是人们后来向我指出这点，我才意识到。加上，在日本及韩国，我们对家庭有一套普遍的概念，就是我们总是将血缘关是看得很重。这是一一个颇为传统的观点，包括在法律上。其实这套想法追不上时代。我在视频中呈现这些组群，一方面想重新思考，也鼓励其他人一起重新思考何谓家庭。难道没有血缘关是便不是一家人？

我发现日本的电影制作跟时代脱节了。当我们谈到工作环境时，我们真的需要改进，否则新一代年轻日本制作人继续在日本工作将会很困难。我在法国及韩国拍摄时真的感受到这种迫切性，令我学到了很多。

至于导演工作方面，在韩国拍摄完这部电影后，我已返回日本并投入新片的拍摄工作。拍摄了两部对我来说言语不通的视频之后，我发现拍摄时我会更加留心，更加专注去感受演员在对白以外所带出的各种信息。现在，回到日本工作，我的双眼和耳朵的灵敏度都提高了。我看见他们演出的更多细节，事物更加清晰了。就是这样，我从这些工作经验得益了很多。

工时太长。在韩国，他们有条例限制工作人员每星期只可工作52小时。在法国，每天工作8小时。但日本仍然没有类似的条例，亦没有工会。因此，我觉得对工作人员提供一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是我部份的责任。而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，总有种并非真正工作的感觉，他们在日本只当拍电影是嗜好，虽然这并非坏事，但这样对年轻人投入电影行业却很难持续。在韩国，他们已经根据美国的模式改革过很多次，那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某程度上，日本比较多样性，工作环境却不及韩国，但年轻的工作人员则真的很享受工作。

我在釜山电影节遇过宋康昊很多次，他是一位非常出色而且很具吸引力的演员。还记得有一年我在釜山看完他的《密阳》（Secret Sunshine），在一一个访问中我被问到：“若你可以跟一位韩国演员合作，你会选择哪一位？”我说：“宋康昊。”访问结束后，我在等电梯，电梯门一打开，宋康昊就站在里头。我感到这是命运安排。此后我们开始倾谈，双方都希望有机会合作，我们就这样开始了。我想到了一一个故事，脑海中的第一场戏就出现一位牧师，是宋康昊，他从“婴儿暂存箱”抱起婴儿，微笑着，温柔地跟他说话，然后卖掉了他。那是我想到的第一场戏，就是这样开始的。

在疫情时期，我看了很多韩剧。有一位现年82岁的摄影师，我们合作过《无人知晓》及《步履不停》（Still Walking），他介绍我看韩剧《我的大叔》（My Mister），他提到结尾跟《无人知晓》的关是。他又说：“李知恩非常出色，你一定要看看。”起初，我看只是因为他叫我看，但我被完全迷住了，就像他一样。而李知恩真的做得很好。故此，在我飞往韩国进行演员试镜之前，我已在脑里决定了她是素英这一个角色的首选。我跟她做了一一个越洋访谈，给她看剧本。而她在看剧本前，她找了曾跟她合作的裴斗娜给她意见，之后便一切都成事了。我也十分欣喜。